于右任先生讲：“吾国习俗，文之善者曰文豪，草之善者曰草圣。”刘锡山在《论草书》中说：“草书在书法艺术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。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。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。谁攻下了草书，谁就登上了中国书坛的巅峰，谁就是大师，谁就是一代宗匠。”
关于中国草书的发展，历代书评家多有评说。
张怀瓘在其《六体书论》中说：“草书者，张芝造也。”①
庾肩吾《书品》云：“草势起于汉时，解散隶法，用以赴急，故曰草书。”②
羊欣《采古能书人名》中云：“弘农张芝，高尚不仕，善草书，精劲绝伦。家之衣帛，必先书而后练；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。每书，云：‘匆匆不暇草书’，人谓为‘草圣’”。③
《宣和书谱·叙论》中云：“秦苦隶书之难，不能投速，故作草书，是不知杜度倡之以汉，而张芝、皇象皆卓卓表见于时。崔瑗、崔寔、罗晖、赵袭各以草书得名，世号章草。至张伯英出，遂复脱落前习，以成今草。”④
虞世南《书旨述》云：“史游制于急就，创立草藁而不之能，崔杜析理虽则丰妍，润色之中失于简约。伯英重以省繁，饰之銛利，加之奋逸，时言草圣，首出常伦。”⑤
庾肩吾《书品》中又云：“求诸故迹，或有浅深，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，伯英以称圣居首，法高以追骏处末。”“张工夫第一，天然次之，衣帛先书，称为草圣”。⑥
《萧衍·草书状》云：“昔秦之时，诸侯争长，简檄相传，望烽走驿，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，以张为祖，以卫为父，索范者伯叔也。二王父子可为兄弟，薄为庶息，羊为仆隶。”文中简称：张（张芝）、卫（卫诞）、索（索靖）、范（范怀约）、薄（薄绍之）、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献之）、羊（羊欣）。⑦
以上是历代书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些书评家的评论。从以上书评中可以看出：
第一、草书产生于中国社会大变革、大统一的秦代。“昔秦之时，诸
候争长，简檄相传，望烽走驿，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。”
第二、草书产生的原因是“赴急”，创作的目的在于实用。“秦苦隶书之难，不能投速，故作草书。”“解散隶法，用以赴急。”
第三、草书在实用中得到了发展。“史游制于急就，创立草藁而不之能，崔杜析理虽则丰妍，润色之中失于简约。伯英重以省繁，饰之銛利，加之奋逸，时言草圣，首出常伦。”正如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所说“厥用斯弘”。
第四、在草书发展的过程中，许多书法家均作出了贡献。其间，贡献最大、成就最高者首推张芝。“杜度倡之以汉，而张芝、皇象皆卓卓表见于时。崔瑗、崔寔、罗晖、赵袭各以草书得名，世号章草。至张伯英出，遂复脱落前习，以成今草。”
中国书法作为艺术，是通过对中国文字的书写反映表达书写者的情感和意境的，而在诸书体中草书最有利于表达和反映书写者的书写情感和意境。根据草书的这一特点，回顾中国书法发展史，草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：
第一个时期为形成期，起于秦，终于晋。从实用中产生，因实用而成体，基本作用和目的就是实用。这一时期的标志是，草书从隶书中脱离出来，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体。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首推张芝，其次是王羲之。
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期，起于晋，终于唐。这一时期的草书开始了从实用向艺术的转型过渡，其标志就是孙过庭书法理论巨著《书谱》的问世。孙过庭在其《书谱》中明确地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宗旨：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。这一时期在书法艺术创作实践中，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仅处于自发阶段，还没有上升到自觉阶段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，首推孙过庭，其次是张旭和怀素。
第三个时期为成熟期，起于唐，终于当代。这一时期草书的实用作用几乎没有了，变成了一种完全的艺术。“达情表意”被作为草书创作的明确目的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那种自发抒情意识变成了“达情表意”的自觉抒发情感和意境的行为，这一自觉行为表明草书已步入了成熟期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属于右任与毛泽东。
张芝（？—192年），字伯英，东汉著名书法家，陕西华阴人。祖籍敦煌酒泉，父焕，官为太常卿，为官时徙居弘农华阴，即今陕西省华阴县。幼而高操，勤学好古，经明行修，朝廷以有道征，不就，故时称张有道。好草书，师法崔瑗、杜度，有“出蓝”之誉。他省减章草点画波砾，创“今草”，世称“草圣”。著有《笔心论》五篇，今佚。《淳化阁贴》有其刻帖五种。
张芝是中国草书的集大成者，尊张芝为“草圣”，历代书家们的看法和意见是一致的，张芝作为“草圣”众望所归。书家定位向来相争激烈，张芝能服众望原因有三条：一是变章草为今草；二是草书确实写得很好，别人服气；三是习书的刻苦执着精神感人。三个原因中第一条是硬条件，别人没法去争，也无法去谤。别的书家与张芝的争比只能在第二条和第三条上，有第一条奠基，争比便自显弱力，“草圣”之尊位也就稳了。
论说草书，王羲之是必须提到的一位书家。一篇《兰亭序》“情深调和”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唐太宗李世民的极力推崇，奠定了其“书圣”地位。王羲之被推上“书圣”这把交椅后，对后世书坛的影响太大了，后世书坛敬拜至今，无人问鼎。王羲之以行书显名，其草书写得也非常好。孙过庭《书谱》引王羲之语云：“顷寻诸名书，钟张信为绝伦，其余不足观。”又云：“吾书比之钟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王羲之对张芝的“草圣”地位是认同的，自感草书不如张芝。敬贤荐能是王羲之书品人品的高尚之处。王羲之在行书方面的成就使得后世书坛在拜圣习行的同时，自然不会忘记研习其草书，故此王羲之以其“书圣”的权威，高超的草艺，影响着后世草书的发展，其对草书的传承发扬光大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。
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，草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。开始从“赴急”实用向“达情表意”这一艺术方向转变。这一时期具代表性的人物首推孙过庭，其次是张旭和怀素。
孙过庭的《书谱》六篇七十章，涉及到了书法艺术的方方面面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观点。《书谱》的问世，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才告开始。此前所称书论者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方法、技巧、经验、感受、体会、评说之类，且“多涉浮华，莫不外状其形，内迷其理。”
《书谱》中所提出的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是孙过庭书法艺术思想理论的精髓和核心。既是书法艺术创作的目的，又是书法艺术创作的要求。正是孙过庭的这一书法艺术思想理论，将中国书法艺术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，促使了草书从实用向艺术的过渡。
孙过庭的草书艺术水平相当高，遗憾的是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孙过庭留至今日的书作太少了。《书谱》墨迹，仅仅是其多次抄写中的一稿。《书谱》是一部书法艺术理论著作，它的写作目的在于说理，在于教学，书法艺术表现是其次。尽管如此，也堪为后世草书之楷模。宋高宗谓孙过庭《书谱》：“此谱妙备草法”。米芾《书史》中称：“孙过庭草书《书谱》甚有右军法，作字落脚近前而直，……凡唐草得二王法，无出其右。”清代李承泽在《庚子销夏记》中评：“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，然皆有蹊径可寻，独孙虔礼之《书谱》，天真潇洒，掉臂独行，无意求合而无不婉合。此有唐第一妙腕。”⑧
这一时期有两位草书人是必须提及的，一个是张旭，一个是怀素，世称“颠张狂素”。颠张是说张旭好饮酒，经常是豪饮大醉，呼叫狂走，然后挥笔作书。有时甚至有些疯颠，竞“以头濡墨而书”。张旭从“挑夫争道”和“公孙大娘舞剑”中感悟作书。怀素亦好酒，尝一日九醉，人谓“醉僧”。作书时也喜欢狂呼乱叫，其《自叙帖》中有这样一首诗可以说明。“粉壁长廊数十间，兴来小豁胸中气。忽然绝叫三两声，满壁纵横千万字。”两个人的草书名气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这里需要清醒地指出，作为一个书法大家，应该是心胸坦荡，志气和平，不激不历。看来两个人的书艺修养都达不到这一点。喝酒可以认为习好，酒后呼叫作书又是为何呢？只有一种解识：胸中的垒块，心中的情结仅凭手中的笔难以言尽，或者说远不能排遣，只好凭借狂叫发泄。狂叫之余的情感应该是留滞于笔的。这就使得他们的书作中饱含了情感、抒发了情感，仅此一点，也就超越了他人。
张旭、怀素和孙过庭属同一时代人，但都晚于孙过庭。那时，信息不象现在传递这么快。第一种可能，他们压根就没有见过孙过庭的《书谱》。如果这种情况属实，那么，就应该解释为他们具备了这一时期书法创作的思想意识，他们的书法创作意识与孙过庭“书旨”理论思想相暗合。另一种可能，他们见到了《书谱》，且熟读了《书谱》，受到了孙过庭“书旨”理论的启迪。他们就是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所说的“设有所会，缄秘已深”者。如此解释他们的草书则更入情理。孙过庭的《书谱》在唐代流传很广，已经传往海外。张旭和怀素都有游寻名家的经历，看到《书谱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他们的草书都是有意识地抒发了情感，这就是他们的过人之处，也正是他们的书作能够旷世的原因。
当代，是草书发展最快、成就最高的一个时期，可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。唐以后草书的实用性逐渐消退，艺术性不断提高。到了当代，印刷术的发达，计算机的普及，草书的实用性几乎没有了，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它了，甚至连一些书法家辨识起草书来都有了困难。习草的人数虽说少了，但所有习草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为了“赴急”，全都是冲着草书的艺术性。草书的存在完全为了“达情表意”，草书脱离了实用性，变成一种纯艺术性的书法形式，这就使得草书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。
草书鼎盛到来的大环境当属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。其直接原因则是草书从实用中彻底脱离出来了，成为了一门专业艺术，有了一支专门研究草书和学习草书的人群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书法艺术思想理论的完全成熟。这一时期无论是书法家的数量、书法理论研究成果、书法的艺术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在众多书法家中，草书成就最高、贡献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首推于右任与毛泽东。
于右任，陕西三原人，祖籍泾阳，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。致力于草书的规范标准，整理历代草书旧迹，以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为四原则，穷四年之力，前后三易其稿，编制出《标准草书千字文》，推行社会。“标准草书”的提出，对草书的普及以及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。
草书的产生是为了“赴急”，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，“赴急”的功用基本消退，变成了达情表意为目的。草书是对真书的点画进行省减，省减的主要手法就是“使转”，即用“使转”替代结字中的点画部件。“草乖使转，不能成字。真亏点画，犹可记文。”草书的书写规范比起真书要严格得多。草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规范之说，处于“自由开放”状态，有的只是大家先贤书写习俗。“同字异形”情况极为普遍，严重地影响了草书的学习与传播。一些习草者不尊草书书写习俗，滥用“使转”，凭想像省减，所写草书除了自己以外无人能识。草书的发展需要草书书写的“规范标准”，千百年来无人去做这一工作，于右任做了这一工作。
毛泽东是我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书法大家。千百年来无人能懂孙过庭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的“书旨”理论，毛泽东自我感悟出的书法艺术主导思想与孙过庭“书旨”理论相暗合。毛泽东与舒同谈论书法时说：“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。……进北京城后，全国人民兴高采烈，我的书法也欢快起来了。”
书法艺术的宗旨是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。“书圣”王羲之所达所形的是一个文人不得志之情性和哀乐。毛泽东所达之情性，乃天下之情性，人民之情性。所形之哀乐是革命的哀乐，是天下大哀乐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，从胜利走向胜利。毛泽东博大的胸怀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决定了他的草书气势空前绝后。
毛泽东的书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之喜爱，被誉之为“毛体”，众多的人研习。千年中国书坛，风派林立，旗帜无数，各色各式，“毛体”书法标志着一面红色的旗帜飘扬在中国书坛。这面旗帜，以毛泽东思想为认识和解读中国书法的理论指导思想，以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为方针指引，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书坛，震撼着中国书坛，使中国书法艺术重放异彩。
纵观中国书法史，“厥用斯弘”是书体的产生和发展所遵循的规律。草书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清晰脉络。从应用中产生，随着应用的发展而发展。张芝将章草发展为今草，被后世尊为“草圣”。孙过庭提出了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这一书法理论指导思想，使中国草书得以发展，堪称“有唐第一妙腕”。于右任致力于草书标准研究，规范了草书的书写。毛泽东达天下之大情性，形天下之大哀乐，以其高超的书艺水平将中国草书推向了巅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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