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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说草书之发展--- 王根权

论说草书之发展--- 王根权

时间:18-08-07 阅读 :4483

于右任先生讲:“吾国习俗,文之善者曰文豪,草之善者曰草圣。”刘锡山在《论草书》中说:“草书在书法艺术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。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。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。谁攻下了草书,谁就登上了中国书坛的巅峰,谁就是大师,谁就是一代宗匠。”

关于中国草书的发展,历代书评家多有评说。

张怀瓘在其《六体书论》中说:“草书者,张芝造也。”①

庾肩吾《书品》云:“草势起于汉时,解散隶法,用以赴急,故曰草书。”②

羊欣《采古能书人名》中云:“弘农张芝,高尚不仕,善草书,精劲绝伦。家之衣帛,必先书而后练;临池学书,池水尽墨。每书,云:‘匆匆不暇草书’,人谓为‘草圣’”。③

《宣和书谱·叙论》中云:“秦苦隶书之难,不能投速,故作草书,是不知杜度倡之以汉,而张芝、皇象皆卓卓表见于时。崔瑗、崔寔、罗晖、赵袭各以草书得名,世号章草。至张伯英出,遂复脱落前习,以成今草。”④

虞世南《书旨述》云:“史游制于急就,创立草藁而不之能,崔杜析理虽则丰妍,润色之中失于简约。伯英重以省繁,饰之銛利,加之奋逸,时言草圣,首出常伦。”⑤

庾肩吾《书品》中又云:“求诸故迹,或有浅深,辄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八人,伯英以称圣居首,法高以追骏处末。”“张工夫第一,天然次之,衣帛先书,称为草圣”。⑥

《萧衍·草书状》云:“昔秦之时,诸侯争长,简檄相传,望烽走驿,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,以张为祖,以卫为父,索范者伯叔也。二王父子可为兄弟,薄为庶息,羊为仆隶。”文中简称:张(张芝)、卫(卫诞)、索(索靖)、范(范怀约)、薄(薄绍之)、二王(王羲之、王献之)、羊(羊欣)。⑦

以上是历代书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些书评家的评论。从以上书评中可以看出:

第一、草书产生于中国社会大变革、大统一的秦代。“昔秦之时,诸

候争长,简檄相传,望烽走驿,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。”

第二、草书产生的原因是“赴急”,创作的目的在于实用。“秦苦隶书之难,不能投速,故作草书。”“解散隶法,用以赴急。”

第三、草书在实用中得到了发展。“史游制于急就,创立草藁而不之能,崔杜析理虽则丰妍,润色之中失于简约。伯英重以省繁,饰之銛利,加之奋逸,时言草圣,首出常伦。”正如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所说“厥用斯弘”。

第四、在草书发展的过程中,许多书法家均作出了贡献。其间,贡献最大、成就最高者首推张芝。“杜度倡之以汉,而张芝、皇象皆卓卓表见于时。崔瑗、崔寔、罗晖、赵袭各以草书得名,世号章草。至张伯英出,遂复脱落前习,以成今草。”

中国书法作为艺术,是通过对中国文字的书写反映表达书写者的情感和意境的,而在诸书体中草书最有利于表达和反映书写者的书写情感和意境。根据草书的这一特点,回顾中国书法发展史,草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:

第一个时期为形成期,起于秦,终于晋。从实用中产生,因实用而成体,基本作用和目的就是实用。这一时期的标志是,草书从隶书中脱离出来,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体。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首推张芝,其次是王羲之。

第二个时期为发展期,起于晋,终于唐。这一时期的草书开始了从实用向艺术的转型过渡,其标志就是孙过庭书法理论巨著《书谱》的问世。孙过庭在其《书谱》中明确地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宗旨: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。这一时期在书法艺术创作实践中,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仅处于自发阶段,还没有上升到自觉阶段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,首推孙过庭,其次是张旭和怀素。

第三个时期为成熟期,起于唐,终于当代。这一时期草书的实用作用几乎没有了,变成了一种完全的艺术。“达情表意”被作为草书创作的明确目的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那种自发抒情意识变成了“达情表意”的自觉抒发情感和意境的行为,这一自觉行为表明草书已步入了成熟期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当属于右任与毛泽东。

张芝(?—192年),字伯英,东汉著名书法家,陕西华阴人。祖籍敦煌酒泉,父焕,官为太常卿,为官时徙居弘农华阴,即今陕西省华阴县。幼而高操,勤学好古,经明行修,朝廷以有道征,不就,故时称张有道。好草书,师法崔瑗、杜度,有“出蓝”之誉。他省减章草点画波砾,创“今草”,世称“草圣”。著有《笔心论》五篇,今佚。《淳化阁贴》有其刻帖五种。

张芝是中国草书的集大成者,尊张芝为“草圣”,历代书家们的看法和意见是一致的,张芝作为“草圣”众望所归。书家定位向来相争激烈,张芝能服众望原因有三条:一是变章草为今草;二是草书确实写得很好,别人服气;三是习书的刻苦执着精神感人。三个原因中第一条是硬条件,别人没法去争,也无法去谤。别的书家与张芝的争比只能在第二条和第三条上,有第一条奠基,争比便自显弱力,“草圣”之尊位也就稳了。

论说草书,王羲之是必须提到的一位书家。一篇《兰亭序》“情深调和”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唐太宗李世民的极力推崇,奠定了其“书圣”地位。王羲之被推上“书圣”这把交椅后,对后世书坛的影响太大了,后世书坛敬拜至今,无人问鼎。王羲之以行书显名,其草书写得也非常好。孙过庭《书谱》引王羲之语云:“顷寻诸名书,钟张信为绝伦,其余不足观。”又云:“吾书比之钟张,钟当抗行,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,池水尽墨,假令寡人耽之若此,未必谢之。”王羲之对张芝的“草圣”地位是认同的,自感草书不如张芝。敬贤荐能是王羲之书品人品的高尚之处。王羲之在行书方面的成就使得后世书坛在拜圣习行的同时,自然不会忘记研习其草书,故此王羲之以其“书圣”的权威,高超的草艺,影响着后世草书的发展,其对草书的传承发扬光大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。

唐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二个鼎盛时期,草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。开始从“赴急”实用向“达情表意”这一艺术方向转变。这一时期具代表性的人物首推孙过庭,其次是张旭和怀素。

孙过庭的《书谱》六篇七十章,涉及到了书法艺术的方方面面,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观点。《书谱》的问世,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才告开始。此前所称书论者,充其量只能算是方法、技巧、经验、感受、体会、评说之类,且“多涉浮华,莫不外状其形,内迷其理。”

《书谱》中所提出的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是孙过庭书法艺术思想理论的精髓和核心。既是书法艺术创作的目的,又是书法艺术创作的要求。正是孙过庭的这一书法艺术思想理论,将中国书法艺术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,促使了草书从实用向艺术的过渡。

孙过庭的草书艺术水平相当高,遗憾的是,由于历史的原因,孙过庭留至今日的书作太少了。《书谱》墨迹,仅仅是其多次抄写中的一稿。《书谱》是一部书法艺术理论著作,它的写作目的在于说理,在于教学,书法艺术表现是其次。尽管如此,也堪为后世草书之楷模。宋高宗谓孙过庭《书谱》:“此谱妙备草法”。米芾《书史》中称:“孙过庭草书《书谱》甚有右军法,作字落脚近前而直,……凡唐草得二王法,无出其右。”清代李承泽在《庚子销夏记》中评:“唐初诸人无不摹右军,然皆有蹊径可寻,独孙虔礼之《书谱》,天真潇洒,掉臂独行,无意求合而无不婉合。此有唐第一妙腕。”⑧

这一时期有两位草书人是必须提及的,一个是张旭,一个是怀素,世称“颠张狂素”。颠张是说张旭好饮酒,经常是豪饮大醉,呼叫狂走,然后挥笔作书。有时甚至有些疯颠,竞“以头濡墨而书”。张旭从“挑夫争道”和“公孙大娘舞剑”中感悟作书。怀素亦好酒,尝一日九醉,人谓“醉僧”。作书时也喜欢狂呼乱叫,其《自叙帖》中有这样一首诗可以说明。“粉壁长廊数十间,兴来小豁胸中气。忽然绝叫三两声,满壁纵横千万字。”两个人的草书名气,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这里需要清醒地指出,作为一个书法大家,应该是心胸坦荡,志气和平,不激不历。看来两个人的书艺修养都达不到这一点。喝酒可以认为习好,酒后呼叫作书又是为何呢?只有一种解识:胸中的垒块,心中的情结仅凭手中的笔难以言尽,或者说远不能排遣,只好凭借狂叫发泄。狂叫之余的情感应该是留滞于笔的。这就使得他们的书作中饱含了情感、抒发了情感,仅此一点,也就超越了他人。

张旭、怀素和孙过庭属同一时代人,但都晚于孙过庭。那时,信息不象现在传递这么快。第一种可能,他们压根就没有见过孙过庭的《书谱》。如果这种情况属实,那么,就应该解释为他们具备了这一时期书法创作的思想意识,他们的书法创作意识与孙过庭“书旨”理论思想相暗合。另一种可能,他们见到了《书谱》,且熟读了《书谱》,受到了孙过庭“书旨”理论的启迪。他们就是孙过庭《书谱》中所说的“设有所会,缄秘已深”者。如此解释他们的草书则更入情理。孙过庭的《书谱》在唐代流传很广,已经传往海外。张旭和怀素都有游寻名家的经历,看到《书谱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他们的草书都是有意识地抒发了情感,这就是他们的过人之处,也正是他们的书作能够旷世的原因。

当代,是草书发展最快、成就最高的一个时期,可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期。唐以后草书的实用性逐渐消退,艺术性不断提高。到了当代,印刷术的发达,计算机的普及,草书的实用性几乎没有了,绝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它了,甚至连一些书法家辨识起草书来都有了困难。习草的人数虽说少了,但所有习草的人,没有一个是为了“赴急”,全都是冲着草书的艺术性。草书的存在完全为了“达情表意”,草书脱离了实用性,变成一种纯艺术性的书法形式,这就使得草书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。

草书鼎盛到来的大环境当属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。其直接原因则是草书从实用中彻底脱离出来了,成为了一门专业艺术,有了一支专门研究草书和学习草书的人群,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书法艺术思想理论的完全成熟。这一时期无论是书法家的数量、书法理论研究成果、书法的艺术水平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。在众多书法家中,草书成就最高、贡献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首推于右任与毛泽东。

于右任,陕西三原人,祖籍泾阳,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。致力于草书的规范标准,整理历代草书旧迹,以“易识、易写、准确、美丽”为四原则,穷四年之力,前后三易其稿,编制出《标准草书千字文》,推行社会。“标准草书”的提出,对草书的普及以及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。

草书的产生是为了“赴急”,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,“赴急”的功用基本消退,变成了达情表意为目的。草书是对真书的点画进行省减,省减的主要手法就是“使转”,即用“使转”替代结字中的点画部件。“草乖使转,不能成字。真亏点画,犹可记文。”草书的书写规范比起真书要严格得多。草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规范之说,处于“自由开放”状态,有的只是大家先贤书写习俗。“同字异形”情况极为普遍,严重地影响了草书的学习与传播。一些习草者不尊草书书写习俗,滥用“使转”,凭想像省减,所写草书除了自己以外无人能识。草书的发展需要草书书写的“规范标准”,千百年来无人去做这一工作,于右任做了这一工作。

毛泽东是我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书法大家。千百年来无人能懂孙过庭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的“书旨”理论,毛泽东自我感悟出的书法艺术主导思想与孙过庭“书旨”理论相暗合。毛泽东与舒同谈论书法时说:“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。……进北京城后,全国人民兴高采烈,我的书法也欢快起来了。”

书法艺术的宗旨是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。“书圣”王羲之所达所形的是一个文人不得志之情性和哀乐。毛泽东所达之情性,乃天下之情性,人民之情性。所形之哀乐是革命的哀乐,是天下大哀乐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,从胜利走向胜利。毛泽东博大的胸怀,深厚的文化底蕴,决定了他的草书气势空前绝后。

毛泽东的书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之喜爱,被誉之为“毛体”,众多的人研习。千年中国书坛,风派林立,旗帜无数,各色各式,“毛体”书法标志着一面红色的旗帜飘扬在中国书坛。这面旗帜,以毛泽东思想为认识和解读中国书法的理论指导思想,以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为方针指引,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书坛,震撼着中国书坛,使中国书法艺术重放异彩。

纵观中国书法史,“厥用斯弘”是书体的产生和发展所遵循的规律。草书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清晰脉络。从应用中产生,随着应用的发展而发展。张芝将章草发展为今草,被后世尊为“草圣”。孙过庭提出了“达其情性,形其哀乐”这一书法理论指导思想,使中国草书得以发展,堪称“有唐第一妙腕”。于右任致力于草书标准研究,规范了草书的书写。毛泽东达天下之大情性,形天下之大哀乐,以其高超的书艺水平将中国草书推向了巅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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